媒介即讯息

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者说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位的 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

媒介对人的协作与活动的尺度和形态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熟视无睹。例如IBM公司发现自己的业务不是制造办公室设备或商用机器，而是加工信息，此后，该公司才以清楚的视野开辟新的航程。

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闲暇。这样的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内容是毫无关系的。另一方面，由于飞机加快了运输的速度，它又使铁路所塑造的城市、政治和社团的形态趋于瓦解，这个功能与飞机所运载的东西是毫无关系的。

大卫·萨诺夫将军在演说中说：“我们很容易把技术工具作为那些使用者所犯罪孽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使用它们的方式。” 这是流行的梦游症的声音。假定我们说：“苹果馅饼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如何吃。”或者说：“天花病毒无所谓好坏，决定其价值的是如何使用它。”又比如说：“火器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火器价值的是使用火器的方法。”换言之，如果子弹落在好人手里，子弹就是好的东西。如果电视显像管的画面显示适当的武器向适当的人开火，武器技术就是好的东西。我这样说并不是刚愎自用。萨诺夫的话里，根本就没有经得起检验的东西，因为这番话忽视了媒介的性质，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

机械化自身有一个矛盾：虽然它是最大限度增长和变革的动因，可是机械化的原则既排除了增长的可能性，又排除了理解变革的可能性。因为机械化的实现，靠的是将过程切分，并把切分出的各部分排成一个序列。单纯的序列里不存在因果原理。一事物紧随另一事物出现时，并不能说明任何因果关系。尾随发生的只有变化，不存在其他。

所以，最大的逆转与电能的问世同时发生，电能打破了事物的序列，由于瞬息万变的速度，事物的原因又开始进入人们的知觉，正如过去它们在序列和连续之中出现时不曾被人觉察一样。 人们不再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突然之间，人们似乎觉得，鸡成了蛋想多产蛋的念头。

我们在读书识字的环境中遭遇收音机和电视机时所做的准备，并不比加纳土著人对付文字时的本领高强。文字环境把加纳土著拽出集体的部落社会，使他们搁浅在个体孤立的沙滩上。我们在新鲜的电子世界中的麻木状态，与土著人被卷入我们的文字和机械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麻木状态，实际上是一样的。

失去根基，信息泛滥，无穷无尽的新信息模式的泛滥，是各种程度的精神病最常见的原因。

如果说古时候的罪犯是不遵守传统规范的人，他们不能适应技术的要求，而我们的行为则是遵照相同而连续的模式，那么我们很容易把不顺应传统的人看成是可怜的人。如果一种文化给人们分配的是角色而不是各种工作，那么侏儒、驼背和儿童就能够开辟自己的天地，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塞入格格不入的、整齐划一的、可以重复的框框中。

我们在智商测试中搞出来的那一些不恰当的标准真是泛滥成灾，我们的测试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文化的偏颇，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统一而连续的习惯是智慧的表征，因而就淘汰了听觉和触觉发达的人。

今天，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文化中认清方向，就有必要与某一种技术形式所产生的偏颇和压力保持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看一看这种技术尚未存在的一个社会，或者它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历史时期就足够了。

倘使人看不见他所走的方向，他就不可能自由，即使他携枪达到目的，他也不能获得自由。因为每一种媒介同时又是一件强大的武器，它可以用来打垮别的媒介，也可以用来打垮别的群体。—— 阿博特·约瑟夫·利布林（Abbott Joseph Liebling，1904—1963）

技术媒介就是大宗商品或自然资源，酷似煤炭、棉花和石油。任何人都会承认，如果社会经济依赖一两种粮食、棉花、木材、鱼类或牲畜之类的大宗产品，结果就会产生一些显而易见的组织模式。太强调几种大宗产品，就会使经济极不稳定，但是它又造就人们极大的忍受能力。美国南方人的怜悯和幽默，扎根于有限产品的经济之中。依靠几种产品而形成的社会，把这些产品当作社会纽带来接受，很像大城市把新闻当作社会纽带一样。

每一名罗马人都生活在奴隶的包围之中。奴隶及其心态在古代意大利泛滥成灾，不知不觉间，每一名罗马人在心理上都变成了奴隶。因为他们不断生活在奴隶的氛围之中，所以他们也透过无意识受到了奴隶心理的侵染。谁也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这样的影响。——荣格［《分析心理学文集》（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伦敦，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