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
• 任何讲述事实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产生的影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既然智力主要被定义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种能力，那么一种文化的智力就决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 3000 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
• 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能存在下去。
• 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
• 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说，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
• 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
• 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
• 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 正是电视本身的性质----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和稍纵即逝斑斓夺目的色彩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 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 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 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是否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真相，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
• 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
• 同样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播音员在为电视节目配上开场白或收场白的时候，不要停下来露出痛苦的表情或全身发抖，否则就无法达到一种高度的不真实感。确实，很多播音员似乎并不明白他们所说内容的意义，他们播报地震、大屠杀和其他灾难新闻的时候往往保持一种固定不变的、得体的热情。如果播音员流露出任何恐惧或忧虑，观众一定会寝食不安。
• 新闻节目结构的一个关键是，它有力地反驳了电视新闻是一种严肃的公众话语形式的言论。
• 因为我们希望书和其他一些媒介(如电影)应保持口气上的一致以及内容上的连贯，而对电视节目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对电视新闻。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视的不连贯性，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有关核战争无法避免的新闻之后说“巨无霸广告后我们再见”而厥倒。我们几乎无法想像这样的情况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怎样的危害，尤其是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观众。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们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都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都不必当真或做出理智的反应。
•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 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克格勃的特工们所说的“假情报”，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 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
• 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
•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 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
• 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
• 除了注意到广播已经完全被音乐俘虏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让人心寒的事实：广播给予我们的语言日渐显得原始凌乱，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起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摇滚音乐代替了语言而成为广播的主要收入来源。
•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丝毫不损害意义地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
• 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 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
• 在我们的委员会里大家达成一种共识：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 电视广告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那么这样的广告结构真是惊人的草率了。它不仅可以被称为“疗法”，而且是“瞬间疗法”。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
• 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丢失的旅行支票”和“远方儿子的电话”这类伪寓言不仅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还和《圣经》里的寓言一样具有明确的说教性。
• 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
• 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观众也许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划定一条界线。
• 到了 70年代，大众开始接受政治人物成为娱乐世界的一分子。到 80 年代，政治人物大规模涌向电视。
• 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 这就是所有成功电视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点。不管是党派政治还是电视政治，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州长或参议员，但我们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
• 古希腊哲学家在 2500 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 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 电视是一种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现时为中心的。它的语法里没有表达过去的时态。图像中的一切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电视节目中要特别用语言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是几个月前录制的。而且，和它的前辈——电报一样，电视只需要播放这些零星的信息，而不是收集和组织它们。卡莱尔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好的预见性：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 斯泽斯拉夫·米洛什是 1980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
• 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 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
• 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 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 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 电视提供了一个诱人而富有创意的不两路选择, 也许可以说, 电视提出了三条戒律并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学:
  • 你不能有前提条件: 每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 观众在观看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 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 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 也就是说, 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 你不能令人困惑: 在电视教学中, 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 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 学习, 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 也就是说, 任何信息, 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 因为对于电视来说, 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 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 你应像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 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 包括连续性和让人困惑的难题, 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 争论, 假设, 讨论, 说理, 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 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 或者更糟糕, 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 如果没有可视性和戏剧背景, 任何电视教学都不可能实现.
• 教室的传统功能日益衰退, 教室也正在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
•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 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 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 奥威尔作品最可贵的一点就是, 他一再强调, 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 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 管制一样的森严的, 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 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 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 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 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
•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 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 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 或电脑, 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 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 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 赫胥黎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 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 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