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现象¶
叫魂¶
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 包括生人, 没有根基的人, 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 没有社会关系的人, 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最有可能沦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罚受害者的, 是和尚和乞丐。
- 德清县的石匠们把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 贴在木桩顶部, 在把木桩打入河底时, 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力量, 窃走纸片上人名的精气, 使该人生病或死去
- 萧山僧人剪人发辫并对之念咒, 可把魂从人身上分离
- 苏州的乞丐为叫魂而剪人发辫
背景¶
社会背景¶
社会处于“盛世”的顶端, 在妖术恐慌所波及的省份, 居住的人口比当时整个欧洲的总和还多。 但总体上看, 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又远不及十六, 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
-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国内和平为基础的。
- 同时, 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玉米, 甜薯, 花生, 烟草等), 打破了中国农作物的地域束缚, 让迁徙他乡的人们也能在当地种植外来的作物
- 人口增加, 让中国农民都接触到了地区性的交易体系
- 来自本属美洲的白银也推动了土地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
地域背景¶
叫魂危机最初发生的地方--长江下游地区, 由于这个地区内各地的经济都达到了高度专门化, 导致粮食产量过低, 需要从各地进口。
制造业上, 江南财富的基础是纺织业, 这一规模宏大的工业是以数百万计的农民家庭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 **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 要使得依然不断增长的人口能够在一再缩小的耕地面积上生存下来, 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不能闲着, 而必须为市场生产一点什么东西。 **
政策背景¶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 清政府实行“除贱为良”并推行百姓平等, 目的在于通过废除平民中的“贱人”身份, 使得“臣民”平等, “最重要的是, 自由工增多, 可利用扩大的劳工市场, 并随意改换雇主”。
从更一般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肯定同满人对汉人上层地主的不信任有关（这些被解放的奴仆正是依赖这些上层地主为生的）；同时，这样做既是对汉人长期以来划分社会等级的做法的一种嘲弄，也表达了征服者的某种“仁慈”，从而使得满清政权能够更好地高居于相对来说已无显著差异的芸芸众生之上。
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十八世纪经济“自由劳工”现象背后的是买方市场这一事实。在江南这个人口日益拥挤的地区，对工资劳工来说，“自由”意味着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家庭同本书刚刚叙述过的江南地区棉布生产的体系挂起钩来；“自由”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某个压榨人的地主去寻找另外的雇用机会；大概，“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可以加入政府为完成各种工程而雇佣的劳工大军，或可以在内河船埠以及外贸海运码头找到工作。
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 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 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深刻印象, 但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的来说, 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经济背景¶
1748年稻米价格的猛涨向全国性的官僚机构敲响了警钟，并立即对民间的秩序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在苏州和长江下游其他一些向来从上游进口稻米的城市发生了暴乱。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 世界性的白银短缺降低了国外购买中国货物的能力, 而大约同时, 鸦片的进口又导致了白银的灾难性外流, 并造成了我们历来将之与近代的开端联系在一起的全国性的心理沮丧。
儒教对那些“甘心剃发为僧, 并不顾及父母妻子, 则行踪可疑”的人们所持有的更一般性的鄙视。
皇帝¶
弘历(乾隆)虽然不必再同一个时时觊觎皇权的贵族阶层相抗衡, 但却每天都要同一个很懂得以无声的方法保护自己, 维护自身利益的官僚体制打交道。
如果与叫魂危机有关的种种事件能对弘历传记的写作有所帮助，那就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弘历自己经手的各种文件来揭示他对于在他看来特别棘手的某些问题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两个至关重要，那就是：谋反与汉化。
不管征服者使用多么巧妙的语言为王朝更替辩解（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尊从天命而取代了一个腐败的政权），却无法消除这种危险性：可怕的种族感情始终会对构成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象提出挑战。人们会宣称，既然这些新统治者是外来人，他们也就是篡权者。正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清统治者始终保持着对于谋反的警惕。
削发令: 多尔衮唯独在削发上毫不妥协。 削发令的起因在于, 当朝中官员们征引已亡明朝的“礼乐制度”(祭天仪式)对满人发式提出讥讽反对时, 多尔衮被激怒了。
而每当有一个“逆叛之徒”被正法时，至少也会有一个官员相应地受到纪律制裁。压力便由此而产生了。在这片已被征服的土地上，即便是在最为偏远的角落，对于政治犯罪的容忍也可能意味着某人为官生涯的终结。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得汉人百姓，也使得主管他们的汉人官员，都必须要对不彻底执行削发令的行为承担责任。削发令本身由此成了满清皇帝用来测试臣民的一块试金石。
弘历知道, 不管“种族层次”的问题对于征服者政权的生存有多重要, 对此也只能经由其他场合来处理, 弘历选择的是“文字狱”。 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 这更成为他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一种手段。
对于弘历来说，谋反与汉化是互有关联的危险。然而，汉化的危险更为隐蔽，因而也可能会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对于满族上层人士来说，乾隆时期(1736~1796)是一个痛苦的转折时期，他们面临的汉化威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部更为明显——但却还没有明显到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法使之改变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在1644年征服了中国的军事群体由三个部分组成:
- 满人
- 降服并加入的关外汉人
- 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
在这个拥有三十四万七千名男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群体中，满人本身只占大约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一群体中体格强健的男人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而满人则大约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国的总人口中，这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少数（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到十八世纪中叶可能仍少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虽然他们中有数千人担任着收入丰厚的文武官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贫穷、负债与失业”的境地。那些专门留给他们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则几乎全部居住在位于都市的兵营里，而在那里，那些禁止他们与周围汉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在军事技能不断衰退的同时，征服者上层人士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他们的满语能力——也日益退化。对于普通旗人来说，他们既缺乏一种建立在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又没有军事威胁而带来的促人清醒的挑战，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然而，对于弘历来说，弘扬满族的骄傲却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他显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对于官僚体制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要保持自身政权对于被征服的汉人的控制了——就必须以满人能够继续维护自身的种族特征为前提。在这个满人正在被汉化的时代，弘历成了满族语言和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尽管如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文化的热烈拥护者。
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由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历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罪的界定¶
毫无疑问，礼法的首要使命既是要确证清廷是因上承天命而得以统治天下的，也是要在所有层次上使得清廷的国家权力神圣化。正是由于这一点，清廷便需要对自己同天国进行交流的特殊权利予以特别的保护，同时也下决心对别人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的行为进行控制。然而，《大清律例》却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及关于妖术的恐惧。妖术并未被单独到为一项，而是放置到了有着广泛含义及联系的许多条款与子条款之下。
国家对妖术定罪的原因¶
一个没落王朝若是失去了天命, 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 反之, 一个王朝若属天命所系, 其象征便是百姓安居乐业。 从这一意义上说, 妖术可被视为帝王上天崇拜的一种“黑色”对立物。 合法的祭祀会使百姓产生国家稳固并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信念; 同样, 妖术会给人造成不稳定和大难临头的印象。
同时, “妖术”也被用作一种比喻, 以便将特别残忍恐怖并涉及到某些最大禁忌(如食人生番)的罪行突出表达出来。 *某些罪行如此不人道, 以至于人间已无合适的手段能对之予以惩罚, 但这些罪行仍需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