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与跨国行为体

不管是好是坏, 信息革命正通过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 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使得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复杂.

现实主义者的看法:

• 规模因素依然很重要, 经济学家说的准入壁垒和规模经济依然存在于同信息有关联的权力的某些方面.
• 虽然目前传播已有信息的费用很低, 但新信息的收集和产生通常需要大量投资. 在某些情况下, 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 一个人使用了信息, 不会减少其他人使用信息的数量. 然而在一个竞争性的情势中, 假如我先拥有发光体和比你先看到某些东西, 那么这会有很重要的优势.
• 虽然人们在谈论互联网减少了距离的制约力, 但大量公司依然聚集在硅谷, 即所谓的”鸡尾酒聚会效应"
• 信息技术让军事技术更容易获得, 有利于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 增加了大国的脆弱性.

自由主义者的看法:

• 认为信息革命将使民主国家的作用得到加强, 从而最终实现康德的民主和平.
• 就国家而言, 大多数信息塑造者是民主国家, 集权国家的政府通过控制互联网服务商和网络内容提供方以监控互联网用户, 这样的控制代价很大, 而且不完全有效.
• 新加坡是一个努力把政治控制和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国家, 但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普遍反对控制互联网, 新加坡面临着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知识工人流失的危险, 而这些人是确保新加坡在信息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最稀缺的资源.
• 封闭体系要付出较高代价的另一个原因是, 把资金注入一个极权国家要冒一定的风险, 因为极权国家的重大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 防止信息外流的能力看上去似乎对极权国家有利, 但它损害了国家的信誉与透明度, 而信誉和透明度是在便于竞争中吸引外来投资的必要条件. 缺乏透明度的政府信誉较低, 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有偏见性和选择性的.
• 免费信息通过众多渠道增加其流通量, 让国家丧失了很多控制本国信息的权力. 寻求发展的国家需要外国的资本, 技术和相关组织, 将不得不取消那些保护官员不受外界监督, 阻碍信息流动的壁垒, 也不能把自己的金融和政治形势隐藏在国家的暗箱之中.

建构主义者的看法:

•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海蒂·托夫勒(Heidi Toffler）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认为, 信息革命正在葬送产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等级制官僚组织. 随着侵权化的组织与虚拟共同体在互联网上产生, 它们跨越了领土管辖界线, 并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这将是一种新的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 公民具有多重认同和效忠对象, 以及声称对公民具有管辖权的共同体相互重叠. 我们将面对范围更广的”世界政治”
• 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种共同体和治理方式重叠与交叉的模式.

主权和控制

现在有一种极其苍白无力的思想倾向, 即从思考可能取代国家的制度实体之角度, 来想象国家体系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John Ruggie

像公司局域网或者涉及专门问题(如环境)的新闻组这样的私人系统, 并没有下面挑战主权国家的政府, 它们只是增加了一种主权国家无法有效控制的相互关系.

今天, 我们所面对的真正的问题, 并不是主权国家继续存在, 而是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正在怎样被加以改变.

国家的影响力在某些领域得到增强, 在某些领域则受到削弱. 当权者已经认识到, 远离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可以增强自己的有效控制力.

核威慑, 边境巡逻以及驻军海外以塑造地区均势等等, 在信息时代依然很重要, 但它们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

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很明显但并非单一声音的发展趋势, 即认为”不干涉" 属于国家必须通过好的行为来获得的 一种特权, 而不是它们绝对享有的权利.

尽管”阿拉伯之春"表明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地区政治的动力, 但我们基本上尚未发现信息革命影响政治认同的证据.在任何一个经历动荡的国家中, 动荡期间以及动荡之后的基本政治分野并没有什么两样.

跨国行为体

跨国行为体指的是那些行为跨越国界的非国家行为体. 从定性的角度来看, 跨国行为体几个世纪来一直都在起作用.

在安全问题上, 大家的意见通常比较一致, 全体国民的生存显然是一种集体产品. 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 大家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 存在着较多利益分歧. 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和经济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的上升, 我们发现传统的, 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已经不能准备地描述政治过程了.

石油消费国家在石油危机中没有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 比如运用武力, 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 消费国内部的一些重要的政治行为体认为, 致能源价格高涨的敏感性相互依存是值得欢迎的. 那些欢迎石油涨价的人事实上结成了一个跨国联盟.

在跨国关系中, 有时中央政府下属的部门与外国对等部门的关系, 要好于同本国政治领导人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 NGOs

尽管非政府组织不是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 但它们有时可以通过直接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施加改变政策的压力, 以及间接地改变大众有关政府和企业应该怎么做的认识, 从而帮助制定出新的规范. 从权力资源的角度来看, 这些新型的团体一般都不具有很多的硬权力, 但信息革命大大增强了它们的软权力.

• 人权观察组织 纽约-美国
• 国际危机组织 布鲁塞尔-比利时
• 大赦国际 伦敦-英国
• 无国界医生 日内瓦-瑞士
•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西雅图-美国
• 国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牛津-英国
•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 日内瓦-瑞士
• 绿色和平组织 阿姆斯特丹-荷兰

可评估跨国组织的重要性, 大体可以通过了解这些组织被主流媒体提及的次数来加以衡量.

网络空间不会取代地理空间, 也不能埋葬国家主权, 但它会如同封建时代的城镇集市一样, 与主权国家或强大的国家共存并使之大大复杂化.

信息革命的影响力

注意力, 而不是信息, 成为一咱稀缺的资源, 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号同背景噪音加以区分的人便拥有了权力.

可信度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 它是软权力的一个来源. 信誉现在甚至比过去要重要得多, 政治斗争是围绕着确立自己的信誉和破坏别人的信誉来进行的.

政治已经变成了一场争夺可信度的竞争, 叙事变得更加重要. 在信息时代, 谁的故事能获得胜利变得越来越重要, 政府之间, 以及政府同其他组织之间相互竞争, 旨在增强自己的可信度和削弱对手的可信度.

在不对称的贸易相互依存关系中, 权力属于那些敢于坚持立场或者断绝贸易关系的一方, 信息权力则不同, 它属于那些可以编辑信息, 辨别信息的真伪, 从而获得正确和重要信息的一方.

跨国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

跨国恐怖主义者在当下只是导致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假如他们能够获取, 运输以及引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那将会使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达到灾难性程度. 然而, 即使是”基地"组织或者其他某个跨国恐怖主义团体得以染指核武器, 化学武器或者生物武器, 这也并不能对现代发达国家构成实在的威胁.

在冷战后半期, 苏联拥有在半小时内摧毁美国社会的能力. 而”基地"组织最多能够让美国一座城市陷于混乱, 产生一个或许宽达几英里的辐射区. 因为恐怖组织缺少足够的资金, 通讯手段, 高质量的操作小组, 具备丰富知识的人才, 精细的安全团队及规避或挫败现代主权国家的侦探, 封锁的能力.

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破裂表明, 有时进行非常规战争的最主要内容, 不是接触和击败敌人, 而是接触和管理自己的盟友.

总结

• 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挑战了有关信息和通讯革命将使得国家间的权力公布趋于均等的观点.
  • 商业和战略信息领域中, 规模经济和准入壁垒依然存在
  • 在免费信息领域, 较大的国家往往在有关信誉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 廉价的信息流动使跨国交流渠道发生重大变化, 跨国性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的表述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
• 信息革命正在改变政治过程, 在争夺至关重要的, 有关信誉的权力资源中, 开放的民主社会的竞争力要大于极权国家
• 随着信誉成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权力资源, 软权力相对于硬权力来说变得比过去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