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照片看美国, 昏暗地

《草叶集》初版（1855）序言中所预示的美国文化大革命没有爆发，很多人对此感到失望，但没有人对此感到吃惊。一位伟大的诗人无法单枪匹马改变道德气候；哪怕这位诗人有数百万红卫兵供他调遣，也依然不容易。

她用了“红卫兵”这个词, 原文如下:

The great American Cultural Revolution heralded in the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Leaves of Grass(1855) didn t breakout, which has disappointed many but surprised none. One great poet alone cannot change the moral weather; even when the poet has millions of Red Guards at his disposal, it is still not easy.

维基里 Red Guards 的词条指向的也是中国特色红卫兵一词, 苏珊的父亲虽然在中国待过, 但1939年已经去世了, 她本人对中国历史是否有兴趣还没查出来, 但用这个词确实是有点意思.

在摄影的最初几十年间，人们期望照片是理想化的影像。这依然是大多数业余摄影者的目标，对他们来说一张美的照片就是一张某人某物看起来很美的照片，例如一个女人、一个落日。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有抱负的专业摄影师，那些其作品进入博物馆的人，已稳步地离开抒情性的题材，苦心探索朴素、粗俗以至乏味的素材。最近数十年来，摄影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为大家修改了对什么是美和丑的定义——根据惠特曼提出的原则。

每一确切的物件或状况或组合或过程都展示一种美.(那么挑出某一样东西称作美而另一些东西称作不美就变得肤浅了. 如果“一个人所做所想都是重要的”, 那么把生命中某些时刻当作重要的而大部分时刻当作琐碎的, 就变得武断了.)

惠特曼 草叶集 序言

斯泰肯选择照片时，假设了一种为大家所共有的人类状况或人类本质。《人类一家》通过标榜要证明每个地方的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出生、工作、欢笑和死去，来否认历史的决定性重量——真实的和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差别、不公正和冲突的决定性重量。阿布斯的照片则通过表明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外人、都处于无望的孤立状态、都在机械而残缺的身份和关系中动弹不得，来同样断然地削弱政治性。

相机有能力以这样的方式去捕捉所谓的正常人, 使得他们看上去都不正常. 摄影师选择怪异者, 追踪, 取景, 显影, 起标题.

按赖希 (Wihelm Reich,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分析家) 的说法, 受虐狂者对痛苦的兴趣不是源自对痛苦的爱, 而是源自希望通过痛苦的手段来获得强烈的刺激; 那些被情感缺失或感觉缺失摧残的人宁愿选择痛苦仅仅是因为痛苦总比完全没有感觉好. 但人们寻求痛苦尚有另一种与赖希截然相反的, 似乎也是恰当的解释: 即他们寻求痛苦不是为了感受更多痛苦, 而是为了感受更少.

观看阿布斯的照片无可否认是一种折磨，而只要是一种折磨，它们就是现时在老于世故的都市人中流行的那种艺术所独有的： 作为执拗地接受艰难的考验的艺术。她的照片提供一个场合去证明可以不必受惊地面对生命的恐怖。只要摄影师不得不对她自己说一声“好，我可以接受它”，观者也就被邀请去作同样的宣称。

现代艺术大部分专心于降低可怖的东西的门槛. 艺术通过使我们习惯以前我们因太震撼, 太痛苦和太难堪而不敢目睹或耳闻的事情, 来改变道德--也即那些在什么是和什么不是感情上和本能上不可忍受的东西之间划了一条模糊的界线的心理习惯和公共约束. 但是我们这种对(流动或静止的)影像和印刷品中日益奇形怪状的东西的接受能力, 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 长远而言, 它的作用不是解放自我而是削弱自我: 这是一种对恐怖的东西的伪熟悉, 它增强异化, 削弱人们在真实生活中作出反应的能力.

这些照片使人觉得同情的反应无关宏旨. 重要的是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妥, 是要能够镇静地面对恐怖. 按阿布斯的话说, 给人拍照就必须“残忍”, “卑鄙”, 重要的是不眨眼.

阿布斯镜头下的人物，无非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同一个村子的居民。只是，碰巧这个白痴村是美国。她不是展示不同事物之间的同一性（惠特曼的民主远景），而是每一个人看上去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