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工业现实
公司的政治目标，是基于持股股东的个人财产权这一原初性权力的基础之上创立合法的社会政府。公司正是形式最为纯粹的契约社会。
我们工业体系的管理权力不再是基于个人的财产权。现代公司里，决定性的权力，即经理们的权力，不是源于任何别的人，而是源于他们自身，这种权力也不受支配于任何人或任何事，并且不赂任何人负责。它成了一种极端无根基、无正当性、不受支配，且无须向谁负责任的权力。
现代公司的持股股东，既缺乏意愿，又缺乏能力行使其法律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来不参加投票表决，而只是在由管理层事先准备好并由管理层负责执行的委托书上签字。他们的努力对于新管理人员的甄选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新的管理人员只是由在位掌权的管理层指定增选。持股股东对管理层的决策也没有任何影响力。
对于今天的一般持股股东而言，持有股票比起其他形式的财产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因为这可以完全不用涉及到作为财产拥有者身份所需要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参与“麻烦”，比如参与决策或确认决策，参与管理或至少参与管理人员的遴选，需要学习或懂得一点与业务有关的知识事务，简而言之，就是需要负起某些责任，以及行使某些与所有者身份相关的权力。
- 持股股东不仅是自动放弃了参与，而且他们甚至已很大程度上成了多余的人──如果说新成立的弱小公司还有例外的话，那么那些成功的旧公司基本上都是如此。
- 现代公司制度的管理层独立于个人财产权的拥有者，不受其控制。
- 现代公司的股票所有权不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财产，它所代表的只是根据过去的贡献参与将来利润分享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既定权力。
- 当今的投资者想要的并不是财产权，而是想分享他人（公司管理层）行使运营其财产权所带来的股票利润
- 多年以来，持股股东已经逐渐习惯了没有投票表决权的股票——这种股票只体现使用收益权，而不带有财产所有权背后的政治权力。
所有权在今天已不再是社会建构性权力，财产的拥有形式已不再能决定权力掌控者是谁。权力向政府手中的集中和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与财产的国有化并没胡丝毫关系。
自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所胡交战国都从纳粹处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财产其实在政治上本无轻重，重要的是控制。绝对政治控制可以说是现代战时经济的本质。
社会主义者将他们的强调重点从财产转移到了控制。计划其实不过是控制的另一种说辞而已，而将其视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也就意味着承认了重要的是控制而不是财产权。
我们的工业经济已经被一分为二：
- 由各种车间、工厂、机器以及经理和工人组成的"实体"经济，被组织成"持续经营"，指实际与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并不相符合的东西。只有在"实体"经济里才存在社会权力和控制。"实体"经济中的规则制定者可能会不得不满足于一份不错的收入，但他们可能永远发不了大财。然而只有他们大权在握。
- 由有价证券、法律资格和空洞的所有者权力组成的"符号"经济，"符号"经济只提供财富，但财富本身已不再被赋予社会权力。
对于权力而言，诚实、效率和能力，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最好的资格来源。重要的并不是专制暴君的正直开明，而是统治者的合法性。
我们所谓新的体系是"自动化的"或"机械化的"时，意思并不是说机器已经变成自动化或机械化了。实际上，变得自动化和机械化的是工人。
现代工业的巨大创新展示了一种现代图景：工人成了高效率、自动式和标准化了的机器。
单一性，工作的晨人格化关系，某一非技术性的操作上的专业化，无需理解内部关系的精细工作分工，这些倒成了最大化生产率和效率的新方法。
失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性灾难，它更是一种社会性剥夺。失业者不仅失去了生计之源，也失却了其社会身份和功能，他成了一个被遗弃者——一个没有社会功能、没有社会身份的人，一个社会对他而言毫无用处也毫无关系的人。
失业者被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丧失了技术，也丧失了士气，变得漠然无趣而不合群。失业者刚开始可能是充满怨愤，怨愤仍然可以说是一种参与社会的形式，不过是以抗议的形式参与而已。但是不久，社会在失业者看来就变得极其非理性，极其难以理解了，甚至走到要造反的境地。他变得困惑迷茫、担惊受怕、听天由命，最后陷入一种了无生气、麻木不仁的状态，几乎成了行尸走肉。
在大批量生产技术中，工人只不过是一台设计马虎低劣的机器。要使这台真人机器充分发挥其造物主所显然未能成功设计的机械和自动效能，就要让人非人。这一技术方法要求的是标准化了的、可自由互换的、原子式的劳工，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功能、没有个性。它要的是任其配置的工具。
人民实际上要求得到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保障，而且更要求取得社会身份和功能。由于不知道自己缺少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就提出经济补偿要求。
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够将其个体成员整合交融到一起时，这个社会才能功能运转正常。如果工业体系的成员不能被赋予他们今天仍然缺乏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崩塌瓦解。群众不会奋起反搞，他们将陷入消极冷漠、怠惰无为，他们对于自由所应担负的责任只是逃避，因为如果缺乏了社会性意义，这种责任剩下的就只不过是一种威胁和重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