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和个案研究证据
原则：个案研究和见证作为评估心理学理论和治疗的证据是毫无价值的。
个案研究的地位
个案研究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探索在某个特定领域进展到什么程度。从个案研究或临床经验中获得的灵感，在特定问题的早期研究阶段或许比较有用，因为它们可以提示哪些变量需要进一步研究。
但个案研究在科学研究的后期不再有效，因为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都是所谓的“孤立事件”，缺乏比较性信息，而这种信息对于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来说是必要的。
见证叙述与个案研究相似，因为它们都是孤立事件。依赖见证叙述的问题在于，如果累积起来的见证能够为几乎每一种疗法提供支持，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用来支持任何一种特定的疗法，因为所有相互对立的疗法都有各自的见证。
实验设计的目标就是构建某一事件或现象，使其只能用某一种特定的理论来解释，而其他理论则解释不通。各种理论观点都必须经过细致审查，以便发现哪些更接近真理，但这一过程必须有所取舍：为支持某一特定理论所收集的数据，不能同时支持许多其他可能的解释。基于这个理由，科学家在他们的实验中设有控制组，或称为对照组，以期得到比较性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比较控制组与实验组的结果时，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
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作为孤立的现象而存在，它们缺少必要的比较性信息，不能证明某一特定的理论或疗法更优越。因此，引用某个见证叙述或个案研究的结果来支持某一特定理论或疗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么做的那些人不指明他们所提供的所谓证据其实也适用于大量其他可能的解释，那他们就是在误导公众。针对某个现象的孤证具有高度的误导性。
为什么见证叙述毫无价值：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无论治疗是否有效，人们都会报告某种疗法曾经对他们有所帮助。
本世纪以前，整个医学史只能说是安慰剂效应的历史罢了。——Postman,1988
无论干预的效果如何，只要运用治疗干预，潜在的安慰剂效应就会显现。
科学回避个人化的东西。虽然这种倾向常常被归结为科学家所应具备的冷静。但事实上，它确实是20世纪人类智慧的伟大战利品之一。科学家们深知，要探寻自然界的原因和结果，就必须排除个人的感觉及经验。健康科学曾经有过珍上粗糙的阶段，人们生病有许多原因，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论接受何种“治疗”之后，都会有的好转。各类庸医庸术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凭借的就是那些对疗效满意的患者的见证叙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人们要跳出个人经验的束缚有多么困难。——Budiansly,1984
“鲜活性”问题
当面临问题解决或决策情境的时候，人们会从记忆中提取与当前情境有关的信息。因此，人们倾向于利用更容易获得的、能够用来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的信息。对可获得性造成强烈影响的一个因素，就是信息的鲜活性。
人们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使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信息，人们的判断也常常受到某个突出例子的影响。
评估证据时，鲜活性问题是一个我们都要面临的难题。并且，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媒体影像的环境中，对于社会来说，不受影像支配而基于有效的证据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
巴纳姆效应 Bamum
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当人们用一些普通、含糊不清、广泛的形容词来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人们往往很容易就接受这些描述，并认为描述中所说的就是自己。正如一位名叫肖曼·巴纳姆的著名杂技师在评价自己的表演时说，他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节目中包含了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所以他使得“每一分钟都有人上当受骗”。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保罗·米尔以著名的美国马戏团艺人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的名字将福勒的实验结果命名为“巴纳姆效应”。
正是这个原因，用见证来支持自己提出来的特定理论是毫无意义的。检验一个主张时，只有来自于有控制的观察中的证据才是足够充分的。
见证为伪科学打开方便之门
在一个复杂的、科技化的社会中，一些能够影响千万人的决策会为伪科学的影响推波助澜。也就是说，即使你并不认同这些伪科学的概念，也可能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当伪科学的观念渗透于整个社会时，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响——即使我们并不认同这些信念。
伪科学的从业人员经常以指责他人有意要压制他们所获取的“知识”，以此试图逃避“公开可证实”这一科学的标准。这样，他们就有借口带着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走进媒体，而不是通过正规的科学出版程序将这些成果公诸于世。通常，这种伎俩在心理学领域中更为成功，因为相比于其他科学领域，媒体通常对心理学的正常科学机制缺乏尊重。
区分主张的提出和主张的交流
对于每个主张，都可能是四种情况中的一种：
- 一项主张基于鲜活的见证，同时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 一项主张基于鲜活的见证，同时不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 一项主张基于证据而非鲜活的见证，同时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
- 一项主张基于证据而非鲜活的见证，同时不依靠鲜活的见证来交流